在《英汉综合大词典（双解）》中，“士（bachelor）”通常指单身汉、文理学士、幼雄兽，本文中之“士（scholar）”一是指学者：有文化的人（A learned person），二是指专家：在一定知识领域中的专业人士（A specialist in a given branch of knowledge）；三是指学生（student）、公费生（scholar）和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人（An educated person）。在旧中国科举制度中“士（scholar）”一是泛指“秀才（skilful writer）”，即通过乡试的读书人；二是泛指“举人（a choosed scholar）”，即通过郡县推举的秀才。在当今时代也可以泛指“知识分子、知识阶层（clerisy）”。
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的引言中开宗明义提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以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然而，综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却有些令人失望，有的人已经沾染了太多的铜臭味，某些“专家”、“学者”早就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实际上已经沦为小圈子里既得利益集团的吹鼓手。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专家”、“学者”的伎俩瞒不了已经觉醒的人民大众。
在《英汉综合大词典（双解）》中，“仕（be an official）”是指政府官员、公务员；在旧中国封建（Feudal China）制度中“仕（be an official）”泛指“士大夫（scholar-bureaucrat）”、“官僚（bureaucracy）”：即部门和其官员作为一整体的总称（The departments and their officials as a group）。旧中国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Emperor）”，即封建君主（Emperor）、独揽大权者（Tzar），为了宣扬其封建统治的合法性，通常自封为真命“天子（a Son of Heaven）”，声称“替天行道”，实则是为了巩固其“家天下（A Home Under The Sun）”能够千秋万代；中国“奴隶制王朝”周代后期，诸侯争霸，史称“战国时代”，秦国（赢政）呑并了“燕、赵、齐、魏、韩、楚等六国”，统一了中国以后，取周而代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的“中央王朝（The Central Dynasty）”——中国传统习惯称为“朝庭”，赢政则自封“始皇帝（The Beginning of Emperor）”。
自那以后，封建君主制度便在华夏大地上流行了两千多年，期间曾产生了强大鼎盛的“汉、唐”两代文明和“元、明、清”三代盛世。其奥妙之处就在于“朝庭”系以宰相（prime minister in feudal China）为首的一群士大夫（scholar-bureaucrat）的同流合污下设计了一套严密的官僚制度（bureaucratic system）：一套行政制度，需要或倾向于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而阻碍有效行动的行政制度（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which the need or inclination to follow complex procedures impedes effective action）；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贯彻“朝庭”的行政政策，皇帝就通过郡县官僚制施政，并采用殿试（palace examinations）制度来“选贤任能”，使“秀才”们能够“学而优则仕（A learned person of superexcellence gets to be an official）”。这个或许就是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吧。
在自给自足的中国农耕文明时代，能够“学而优则仕”的“秀才”毕竟只是少数，皇帝的“家天下”也没有多少个官位来容纳“天下”的“秀才”们，因此皇帝也只能通过“殿试”来“选贤任能”，凡通过“殿试”者即成为“进士（an advanced scholar）”。“秀才”们“悬梁刺股”般的“十年寒窗苦读”，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一旦“金榜题名时”而“光宗耀祖”，“进士（an advanced scholar）”中的前三甲，即“状元（Number One Scholar）”、“探花（Number Two Scholar）”、“榜眼（Number Three Scholar）”便会“鲤鱼跳龙门”般摇身一变为统治万民的“士大夫”，成为贵族菁英（aristocratic outstanding person）之一员，幸运者甚至可能成为万民艳羡的皇家“乘龙快婿”——“驸马爷”（Emperor’s son-in-law）。这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由士转变为仕（from a scholar be translated into a scholar-bureaucrat）”的过程和结果。
然而三年一次的“殿试”能够中“进士（an advanced scholar）”的名额依然非常有限，大多数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多次落榜的“秀才”们该怎么办呢？有的选择归隐山林、著书立学、自成一派大家；有的选择归隐田野、昼耕夜读、自得其乐；有的选择乡间私橱的三尺讲台、为乡间顽童（imps）授业解惑（gives course of study and disabusing），担当起百年树人、教化民间的神圣责任；有的选择闯荡江湖、“士为知己者用”而附身“官僚”，以“师爷”、“幕僚”身份“参政议政”。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与“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君不见中国历代“士大夫”们“忠君爱国”思想贯穿于中国文明史吗？
“国画（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在“中国传统文化（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国画”中的“仕女画”就曾经长盛不衰，宋、明两代尤为盛行，明代唐伯虎的“仕女画”最为著称于世。那么，为什么中国“国画”盛行“仕女画”而不盛行“士女画”呢？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在起作用吧。所谓“仕女”就是指“官家小姐、太太（An Official Dona）”、“大家闺秀（A Girl of Rich and Powerful Family）”，而“士女”一词在汉语词典中却找不到踪影，我想大概是普通的“平民姑娘（a civilian girl）”、“小家碧玉（a jasper of civilian family）”在旧中国强大的封建等级观念下只能下得了“厨房”而上不了“厅堂”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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