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色。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实践到认识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历史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位置：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重要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重要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三五”规划生态环保领域9项约束性指标，7项已提前完成。从纵向上看，与国际相同发展阶段和我国过去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历史时期；从横向上看，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污染治理力度最大的国家。
推进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稳步加快。52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探索形成了一批推动绿色发展转型的鲜活案例。全国清洁能源占23.1%，煤炭消费占比降至57.7%。新能源汽车拥有量占全球一半。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30%，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提前完成2020年目标。
污染治理力度持续加大。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全覆盖。86%的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约5.5亿吨粗钢产能开展超低排放改造。京津冀地区煤炭运输集疏港实现“公转铁”。累计淘汰黄标车、老旧车2400多万辆。与2015年相比，2019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上升8.9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下降6.3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均浓度下降23.1%。“十三五”又有12万个建制村完成环境整治任务，2804个饮用水水源地10363个问题得到整改，7.7亿居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提升，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消除率达86.7%。全国受污染耕地累计安全利用达1365万亩，固体废物进口量比2016年减少71%。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大力开展。三年来完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986个问题整改。稳步推进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建设。扎实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刊文指出，从2000年到2017年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中，中国贡献最大，约占四分之一。
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制定实施60多项涉及改革方案。河（湖）长制、禁止洋垃圾入境、国家公园试点等改革举措扎实推进。修订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严格监督执法。
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全面提升。我们进行的2020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显示，72163个受访者普遍认为公民自身行为对保护生态环境很重要，91.5%的受访者不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68.5%的受访者经常做到低碳出行，55%的受访者参与过环保志愿活动，5成左右的受访者经常关注环境信息、分类投放垃圾。
中国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库布其沙漠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被联合国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等先后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境外媒体惊叹中国空气质量改善“速度”和“刚性”，《纽约时报》评论“中国短短4年时间实现了美国同期30年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效根本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导
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革命性变革，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转向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实现这样的变革，必须依靠创新的理论指导。针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环境伦理学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兴起，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也产生了生态社会主义流派，不少国家也在探索新的文明发展道路。但只有中国产生了兼具实践性理论性、系统科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用于治国理政。这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最本质的特征、最关键的成功因素，也是确保美丽中国建设行稳致远的最根本保障。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也是我们党高度理论自信的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汲取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开展持续的战略思考和不懈的实践探索，对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作出深刻阐述，对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作出鲜明回答，对总体思路、重大原则、建设路径以及当前任务作出科学谋划，形成了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在思想认识上，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地位，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一”的综合角度，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在路线方针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至为关键的目标路径指引，要求在实践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牢固树立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构建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努力实现生态惠民、绿色富民；在行动部署上，要求深刻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确保实现全面小康的底线要求。同时深刻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适应统筹解决跨区域跨流域环境问题的新要求，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明显改变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在治理保障上，全面加强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及其显著成效再次证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发展是一个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螺旋上升过程。正反案例都表明，越是困难大、多重目标统筹兼顾难时，越需要我们知信行统一，心无旁骛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不懈奋斗者，不断开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思想理论与实践经验集中体现为需要长期坚持的制度成果
制度是思想理论与实践创新统一融合的载体和具体表现，我国生态环保历史就是一部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探索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能有效应对多重复杂环境问题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之路，建立了四梁八柱的基础制度体系，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加快健全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政策举措在内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特色。分析来看，以下经验弥足珍贵，需要长期坚持和完善：
把生态环保提升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通过评价考核、督察问责等改革创新，制度上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动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民行动的大格局。
创新提出了生态产品概念。过去定义生产主要是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农业、工业、服务产品，并不包括生态环境需要和新型的生态产品。新时代，GDP不是唯一政绩，生产更多的生态产品也是发展的有机内涵，满足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就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搞环保就是搞发展。这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党对生态环保工作的领导、为什么要实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生态环保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认识统一后，制度上要做的就是抓评价考核。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紧盯责任落实到位，推动地方党委、政府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实施质量目标管理，改革监测管理体制机制，推动质量改善成果社会认可。
明确提出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转型思路，将约束性目标通过责任书等方式分解落实到各省份、各区域流域、各断面点位，具体落实了地方责任。改革建立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上收质量监测事权到国家和省两级，由过去的“考核谁、谁监测”变成“谁考核、谁监测”，依法严肃处罚监测数据质量作假。定期发布168个城市空气质量及改善幅度相对较好和较差城市名单、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排名，对质量恶化且改善幅度排名靠后的城市实施预警、约谈和问责，倒逼地方落实责任。
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好七大标志性战役，从问题、时间、区位、对象和措施五个方面精准治污，着力提升蓝天幸福感，削除黑臭水体等群众烦心事，实现没有水分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现在，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老百姓幸福生活的增长点，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加分项。
坚持统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从源头推进绿色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空间布局等优化调整，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多赢。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断之所以耳熟能详，关键就在于形象且深刻地阐明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性突出体现在指导我们怎样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把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作为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攻坚战核心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农业投入结构。这实际上把生态环保和高质量发展内在地协同起来，是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的具体实践。开创性地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将其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也是在空间层面有效统筹了发展和保护关系。
坚持全过程综合施策的推进实施机制，攻坚克难，狠抓落实执行，形成了问题全过程跟踪管理与解决机制。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行动计划站位高、顶层设计完备、任务要求具体、责任部门明确、考核约束严格，同时调度、评估、考核环环相扣，配套专项行动和标准、经济、技术等政策不断出台，直接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最终落实为可操作的施工图。
重要经验就是建立了问题发现、拉条挂账、清单管理、曝光约谈、移交督办、整改检查、督察问责等全链条工作法。督查巡查为代表的问题发现机制，公开透明、依靠群众、曝光问题，对整改紧盯不放并回头看的核查机制，是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如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帮扶检查点位92.5万个，向地方交办涉气问题6.5万个，整改率达到99%以上，是强力权威、高效直接、压茬联动地推动问题解决的制度创新。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强化政策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双向发力。
制度改革紧扣责任落实主线，环环相扣地推动明责、履责、考责、问责。一是落实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任，加强对履责情况的监督检查，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依法追责、终身追责。二是落实排污单位责任，实施综合执法，强化环境司法、排污许可、损害赔偿、社会监督联动。这两条主线实际上实现了单项制度间的协同增效，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严密法治观的逻辑所在。
从另一层面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性也具体表现为重大制度的建立。如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用以指导实践就是要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又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践中形成了三区三线、生态保护红线、三线一单、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总量控制等制度。既发挥好制度、法治、行政手段的约束作用，又发挥好市场、技术、产业手段的支撑保障作用，打好组合拳，着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将思想理论光辉和制度优势转换为持续的治理效能。
（作者：吴舜泽，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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